新中國電影產業的發展(1)新中國成立后，在20世紀70年代末，模仿蘇聯電影管理體制，建立了一套從管理到生產經營的完整的新中國電影產業體系。1953年，在蘇聯專家的幫助下，中國在第一個五年計劃中制定了電影管理計劃。其中，工作室實行行政強制管理，建立了制作工作制度、制作導演制度和制作規章制度。發行方面，中國電影管理公司改組為中國電影發行放映公司，地區公司組建為省市發行機構，發行放映管理的各項規章制度建立健全。電影局設立了電影放映管理處，各省、市、自治區文化管理部門也設立了相應的各級機構。一級政府設有一級電影發行放映公司，加強放映工作的統一管理。這套設施的建立是以行政機制及其功能目標為基礎，以市場效應和市場運作為輔助手段，形成了從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垂直管理的電影發行體系。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逐步完善的電影產業結構體系，是按照其獨特的規律運行的。除了1958年和1976年由于眾所周知的原因而發生的幾次動亂之外，過去30年來，它的基本結構和內部經濟關系沒有發生任何根本的變化。同其他行業一樣，電影業實行計劃經濟體制，由國家預算撥款和專項撥款來維持其建設、生產和流通。在電影制作方面，制片廠根據上級對數量和題材的嚴格規劃，接受電影拍攝任務。在發行方面，中國電影公司作為全國發行和放映的總經銷商，負責購買電影，然后通過各種不同等級的發行和放映公司，通過業務和管理相結合的方式將拷貝分發給各省、市、縣的放映單位。(2)20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后，電影業在80年代初開始了幾次改革浪潮。1979年《關于改革電影發行放映管理制度的請示》調整了發行收入份額，增加了發行放映的生產資金。1980年，文化部還以1588號文件的形式規定，中國電影公司將根據印刷發行的數量以一定的單價與制片廠結算，從而增加制片廠的產量和利潤。1984年5月，文化部正式提出設立中國電影公司的體制改革方案。一九八五年一月，電影局在廣州召開電影制度改革座談會，提出精簡行政、下放權力、政企分開、擴大電影及發展行業自主權的精神。同年，為了緩解電影收入下降的趨勢，同意在一些地區浮動一些電影的票價。35年后(20世紀50年代，價格體系維持在0.20元至0.35元之間)，在市場競爭的沖擊下，電影價格體系終于出現初步松動。隨著改革開放的逐步推進，視頻產業、歌廳和綜合文化娛樂業開始蓬勃發展，電視越來越受歡迎，導致電影觀眾明顯分流。僅在1984年，電影觀眾的數量就減少了52億。在市場的壓力下，電影制作正迅速轉向娛樂型。1986年1月，電影局從文化部轉到廣播電影電視部。合并的初衷是加強對影視的統一領導和統籌規劃。然而，在電影局并入國家廣播電影電視總局之后，地方電影單位，特別是省、市和縣級發行公司，仍然由地方文化部門領導和管理。結果，形成了“大起大落”的現象，給整個電影業的管理帶來了很大的困難。1986年，全國電影市場進一步萎縮，全國約三分之一的發行公司虧損，許多放映單位在其他行業經營，這反過來影響了電影制作公司的嚴重虧損。針對這種情況，1987年提出了五種結算方式，即代理分配、一次性銷售和比例分配。然而，在1989年，他們很快倒退，并頑固地靠抄襲來解決問題。(3)20世紀90年代至90年代的電影改革，以1993年1月《廣播電視第三號文件》為標志，即《關于當前深化電影體制改革的若干意見》及其《實施細則》(征求意見稿)。此后，在40多年的計劃經濟體制下，電影的統購統銷發生了重大變化，由此產生了生產、發行和放映之間不合理的經濟分配。一個重要的變化是中國電影公司的國家壟斷被打破。然而，問題接踵而至，省級公司在本行政區域內獨家經營、壟斷分銷和分銷行業中間環節過多的情況仍然普遍存在。在“江蘇突破”和“山東突破”將電影直接分發給地方和市級公司之后，電影公司、中國電影公司和省級公司之間的電影發行矛盾更加突出。1994年8月1日，廣播電影電視部電影局發布《關于進一步深化電影產業機制改革的通知》(1994年第348號)。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和《國務院關于進一步加強知識產權保護的決定》的精神，該文件規定，電影(版權)發行權人可以直接向北京等21個省市(除11個老、幼、邊、窮省市)的各級發行放映單位發行自己的電影。這一指導思想使電影行業的所有企業獲得了經營自主權的認可，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多代理市場的形成。1995年1月，隨著當時的廣播電視部頒布《故事片制作管理改革條例》(廣發子嬰[1995年第001號)，電影行業幾十年來的規劃和管理模式改革終于邁出了一小步，但意義重大。根據這份文件，最初的16個電影公司不再是唯一有權在全國范圍內制作故事片的公司。大量未被認可的省級電影公司最終贏得了自己的電影制作權。很快，一方面，在該省建廠的熱情很快被激發起來。山東工廠、浙江工廠、山西工廠等。曾拍過《孔繁森》、《信訪辦主任》、《劉胡蘭》等重要影片。然而，由于缺乏其他配套設施，生產行業尚未真正恢復。由于市場上電影節目嚴重短缺，改革必須向前邁出一步。1997年，生產(生產權)進一步自由化。無論是“政府機關、企業、事業單位和其他社會組織”，甚至是“以補貼和投資形式的個人”，他們都可以“參與電影的制作”。1995年的改革只打破了原有16家制片廠的壟斷，而1997年的改革則徹底廢除了國有制片廠的壟斷保護權。改革計劃很快得以實施，北京的紫禁城率先獲得了改革的好處。憑借《離開雷鋒的日子》走紅的北京紫禁城影業公司獲得了廣播電影電視部電影局的決定性極高獎項——電影制片人制作電影的權利。也是在1997年，發行單個芯片的權利開始被釋放。“鴉片戰爭”由民間集資經營，并由此成立了四川“鴉片戰爭”影視制作有限公司。這一舉動在電影業引起了強烈反響。在發行中，電影局首次授予無權單獨制作電影的公司單獨發行電影的權利，其政策與E電影廠發行電影時的政策相同。同年，位于深圳的南國電影聯合會(Nanguo Film Federation)開始了第一步，爭取放映業發行單部電影的權利。1997年10月，這家以放映為基礎的股份公司通過代理購買了合拍電影《聯合罷工》的國內版權。從2002年開始，以新《電影管理條例》的頒布為總標志，中國電影產業開始了新一輪的體制改革和產業化進程。其中一個重要環節是電影產業的初步自由化，一些私人組織也具備了制作獨立電影的條件。這進一步鼓勵私人資本注入電影制作業，從而給電影制作業帶來新鮮血液。過去，私營機構制作電影相對困難，因為他們缺乏“資質”，所以他們不得不與電影制片廠合作并使用他們的標識。近年來，廣東巨星、華誼兄弟、北大華誼、仲博時報、海潤等民營影視制作機構發展迅速。他們以其獨特的思想和方法成為不可忽視的力量。然而，由于政策的限制，他們只能作為“游擊隊”存在于影視行業。然而，這一改革意味著私人組織不需要購買更多的工廠標簽，可以獨立投資電影制作。這一舉措符合社會主義文化市場規律的要求——這次形成的電影生產模式打破了舊的國有生產組織統治全國的格局，呈現出多元化的特點(盡管目前多元化差距仍然很大)，并將更具競爭力，因為它們將在市場規律下處于同等地位，優勢將被消除。發行放映業的機制改革也很激烈，主要體現在“院線制”的推廣上。經過近半年的醞釀和緊張運作，23個省(市)的30條醫院專線于2002年6月1日正式開通。其中，11條是跨省醫院線，19條是省內醫院線。同時，北京、上海、湖北、湖南、廣東、四川、江蘇、浙江等八個省(市)率先建立了兩條醫院線，江蘇和浙江分別建立了三條醫院線。電影系統的生命力在很短的時間內就顯現出來了。7月中旬上映的分帳大片《星球大戰2:克隆人的進攻》只用了10天，30家電影院的票房就超過了2000萬元。電影系統的力量是顯而易見的。上海聯合影院成立之初，票房成績一個接一個創造出來，遠遠超過了影院系統之前的票房指標。自從北京新電影聯盟院線成立以來，已經有了很多好消息，市場趨勢很強。重慶萬和院線下屬的6家影院在6月份經歷了嚴重的市場下滑后，票房有所回升。電影系統最大的直接受益者是大量的電影觀眾。電影公司顯然加快了分帳電影的引進。《精靈鼠小弟2》幾乎與國外同步發行。加入溫州雁蕩山電影院的一家縣電影院已經能夠在北京和上海等主要城市的電影院同時發行分帳電影，這使得小城鎮的觀眾在影院系統實施之前根本不可能享受分帳電影。應該說，電影制度是電影歷史發展的必然，也是電影發行和放映與時俱進的必然。其深遠意義在于徹底改變電影市場的環境，使中國電影市場打破行政分割和封閉的狀態，在國內區域之間形成一個整體，從而擴大電影市場的規模，促進電影資源的流動，建立一個運行良好的電影市場機制。但是，由于推進醫院體制的行政措施太多，建立的市場化因素太弱，建立的時間太短，目前醫院的實力、規模和運行機制都有很大的不同，有的還不夠正式。因此，目前建立的醫院制度還只是一個雛形，只能說已經結束了過去的四級問題。至于醫院系統的發展壯大，任忠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同樣，電影院在電影系統中應該享有的自主權，如完全的電影選擇權，以及以電影院為主體、發行公司為輔助的定價策略，也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重組后的電影院仍處于國營狀態，一個在市場上，另一個在低級運營階段。與此同時，對進口電影發行的壟斷逐漸被打破。雖然進口電影仍由國家統一進口，但進口電影的電影供應機制已經調整，將電影的進口和分銷分開。中國電影集團在2002年5月宣布，將把美國電影《浩劫中的哭泣》的轉播權出售給上海嘉禾，一家由香港嘉禾部分控股的公司。這是集團公司首次將其電影發行權轉讓給外資非大陸公司，這對中國電影發行行業意義重大。與此同時，經過兩年的醞釀和準備，2003年6月19日，中國電影集團原進口電影發行公司之外的另一家股份制進口電影發行公司——華夏電影發行有限公司正式宣布成立。華夏電影發行公司是一家股份制企業，注冊資本6000萬元。共有19家企業和機構共同投資。中國廣播電影電視集團作為最大股東，持有20%的股份。中國電影集團和上海電影集團各占11%，長春電影集團占10%，其余是對國內電影體系有影響的制片廠和電影公司。這對進口電影發行市場多元化主體的構建具有重要意義。同時，公司內部多元化的產權結構也有利于公司效率和良好監督機制的形成。在農村地區，隨著改革的深入，分配和篩選問題日益公開。農村最基本的篩查單位或個人已經獲得了自己的權利。首先，1993年第3號文件規定了縣級公司在農村地區購買16毫米拷貝的權利，并一再強調縣級公司應通過更新觀念和改變機制，而不是通過行政手段，成為16毫米的商業實體。此后，1995年8月，廣播電影電視部發布了《關于改進16毫米電影在農村地區發行和放映的通知》(第474號文件)，進一步放寬了在農村地區經營16毫米拷貝的權利，強調任何一流的公司、集體和個人放映單位都可以自由購買，每16毫米拷貝都包含國家放映權。這種新的運行機制引入了社會主義市場競爭機制，調動了農村電影放映隊的積極性，使所有農村電影經營者在同一起跑線上公平競爭，淘汰劣勢，活躍市場。同時，要打破市場的人為壁壘，放開地域限制，讓16毫米拷貝自由流動，最大限度地實現其價值。該文件還明確要求今后每年定期舉辦一次16毫米電影的全國博覽會。同年11月，全國16毫米電影博覽會在鄭州舉行。在為期4天的交易會上，售出了近400部16毫米的電影，3500多份現貨和期貨，成交額超過400萬元。這次博覽會受到基層單位的歡迎，但在實施474號文件的過程中，由于利益沖突，仍有一些地方阻止農村放映隊購買電影，并限制了他們的活動范圍。此后，“2331”工程和“西部新工程”在農村電影放映中進行，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