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部十年前便完成的紀錄片那場暴風驟雨已經從郭長興、劉福德或老丁太太的臉上消失了。當蔣樾見到他們時，黑龍江省尚志市元寶村的這些老人都已經走到了人生盡頭。他們花白的頭發都梳理得整整齊齊，穿著干凈的衣服，坐在螺絲店里、輪椅上或是毛主席畫像前，笑容靦腆，說話輕而謹慎，仿佛在努力壓制著藏在他體內那段洪水般兇猛的歷史但往事從沒有真正在平息，劉福德清楚地記得，地主“韓老六”住著并不是很好的房子，老丁太太則對自己決定他人生死的權力念念不忘。六十多年前，暴風驟雨從這些普通人身上呼嘯而過，卷翻了他們生活的元寶村，并從這里涌向全國。當周立波的小說《暴風驟雨》和同名電影隨著新政權傳遍全國時，他們都成為一種符號。這個符號試圖讓人看到的，既有舊社會的苦難和不堪，也有新社會的優越和希望。 也就從那時候起，位于東北一隅的小村匯入了時代巨流，隨之起起落落。真實的元寶村和真實的往事都遮蔽在巨流下面，被許多人咽到肚子里。等到2005年蔣樾來到這里時，打開錄像機時，其中一些往事，已經被帶進了棺材里。 但那些還活著的人，卻吞吞吐吐張開了嘴。他們翻檢舊事，湊出了一個外人從未真正進入過的元寶村，拼出一場暴風驟雨的真實樣貌工作隊在全國第一支土改工作隊到來之前，公司宣傳片拍攝元寶村像大多數1946年春天的中國村莊一樣，貧窮、安靜，還有些壓抑。多數人為了生計而忙碌：浪蕩漢趙光腚窮得穿不起新褲子；長工張殿榮給人賣力氣謀生；即便是地主韓鳳歧，也要靠養豬和老婆替學生們做校服來賺些外快。 在周立波的小說《暴風驟雨》中，這里被稱作“元茂屯”。這個草屋頂上長滿青苔的地方，正度過暴風驟雨前最后的寧靜。離韓老六被批斗還有段日子；后來成為農會主任的郭長興，此時還是郭孩子，窮得叮當響。那個某種程度上改變他一生的作家周立波，還沒有進入他的生活。 但風正向這里吹來。曾任黑龍江省委宣傳部部長的老人張向凌記得清楚，當時中共東北局的決議是：干部們脫下西裝和皮鞋，丟開汽車，成立工作隊，到鄉下發動群眾。他們的目的，用紀錄片《民主東北》的話說，是“用一切力量幫助被壓迫的群眾翻身”。 工作隊是被一架馬車拉到元寶村的。有人記得，時間大約是正月剛過。也有人記得，時間似乎是七月份。 電影《暴風驟雨》用人們熟悉的手法記述了這個場景。一身正氣的工作隊員向和氣的鄉民借住，并得到了熱切地回應——這應該是真實的，與此相交錯的是另一種復雜情緒。這種復雜情緒在后來講述的老人們嘴里流露出來：老實巴交、甚至還有點懦弱的元寶村人，對這些陌生人客氣而狐疑。 其實，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他們生活得都并不舒適，需要改變。跟著工作隊來到元寶村的年輕人于洋，后來成了電影《暴風驟雨》的主演。他記得，這里房子四面透風，冬天格外難過。 但鼓動這些看起來受盡苦難的農民起來反抗，卻并沒有想象中容易。比如，當一個給韓老六扛活的農民被反復問及他的悲慘遭遇時，竟然沒頭沒腦地說：我給他扛活他給我錢啊。 在這個沒見過什么世面的莊稼漢子來說，“我沒有錢雇他，我就得給他干”是最樸素的邏輯。至于“壓迫”、“團結”這些工作隊員帶來的新鮮詞兒，他還太陌生，聽不大懂。 結果，感悟人生系列談78在工作隊員熱情宣揚的當口，農民們就在邊上懶洋洋的打架、抽煙，或是互相嘀咕。電影《暴風驟雨》記錄下這個令人尷尬的時刻。以至于頭一個月，工作隊員都悶悶不樂的。“群眾挺難發動的，光發動群眾發動了一個來月。” 直到采取了一種行之有效的動員手段，這一切才有了改觀。一個叫小王的通訊員，隔三差五就到郭長興家。那時候，郭長興住在韓老六家路南，一趟“小趴趴房”，一看就是窮人家。幫他掃院子、挑水，交朋友。 從其他地區調到新成立的“元寶區”擔任區委副書記時，公司宣傳片拍攝周立波38歲。據說，他喜歡到村民家“嘮嗑”，坐在炕上給他們說笑話，教他們唱革命歌曲。 對周立波，元寶村的村民并沒有談論太多，只記得他是工作隊員，口袋里總是裝著筆和本子，抄抄記記。要等到郭長興(小說中名為郭全海)、韓老六和元寶村一起，隨著周立波的小說紅遍全國時，很多人才恍然大悟：原來周立波是個作家電影《暴風驟雨》，1961年/謝鐵驪 導演動員最開始的交流，是在一夜接一夜的思想工作中進行的?？啻蟪鹕?、非常窮的人，成了最明確的團結對象。引領福格森實現產品多樣化，這是“壓迫最深的人”，是“基本群眾”——當然，這是工作隊成員事后回憶的措辭幾十年后，農民劉福德則用了另一種表述：“有些人品質不好，正因為他有這個特點，他能幫著把這個運動掀起來，有那么點積極作用吧。”說這話時，可口可樂的促銷策略。劉德福穿著一身整齊的藍色勞動布衣服。面對鏡頭，他臉上不時露出生活饋贈的略帶油滑的笑容這些吃不上、穿不上，外面有饑荒甚至要飯的人，被鄉村們稱為“窮頭兒”們。一個后來在某市黨辦工作的工作隊員，則選用更直白的語氣坦陳：最先靠近工作隊、積極參加運動的，“游手好閑，不務正業，好吃懶做”的人多“工作隊來了，油頭滑腦地給你匯報很多工作，把他當成積極分子，這種情況也有。”事隔多年，于洋說起這個來還有些懊惱對象選定以后，宣講開始了。電影《暴風驟雨》里，這個場面是饒有意味的：周立波對著一群表情略顯迷惘的聽眾宣布：今天在座的，都是受苦的窮哥們，偽滿苦害咱們十四年，大糧戶壓迫咱們好多輩子。“如今是咱們窮人的天下了。” 鑒于批斗也是一門需要后天啟發的技巧，宣講會之后又出現了訓練班，內容也延續了貼近群眾的宗旨。周立波學著用東北話跟大家算賬，教大家明白“地主怎么剝削人”“農民的覺悟很快就發動起來了。”說到這里，當年的工作隊隊員有些興奮不過，最能激起階級仇恨的是訴苦。這是一名昔日農會干部對著攝像機總結的經驗。因此，當外號“趙光腚子”的農民趙玉林站出來，要“主動說說心里話”時，局面似乎即將打開。用于洋的話說，敢和地主階級來斗爭，來清算，“這是一個很重要的階段”老輩人都還記得趙玉林。在北廟扛大活，“老棉褲都壞了，大伙跟他鬧笑話”。他聲淚俱下的訴苦也被拍攝進電影《暴風驟雨》里。工作隊員的評價是：訴苦訴得不錯接下來就順理成章：一個接一個的訴苦者，越來越激動的表情和動作。最后，這些原本就存在、或是被牽引出的苦難匯成一句話。電影《暴風驟雨》里，一個聲音喊道：鄉親們，要報仇的跟我走事后看來，當地人面對這種突然到來的風潮，情緒復雜得很。當高鳳桐戴著黑框的老花鏡回憶時，他記得，工作隊員找了他好幾次，聽他嘮嗑。“那就照實說唄，咱也不會編啥，怎么回事就是怎么回事，”這個笑容憨厚的白發老頭沉吟了會兒，補充道：“咱也不知道槍斃那么多人啊。” “早知道槍斃這么些人的話，咱也撒點謊，大罪化小罪。”說完這句話，他陷入暫時的沉默而電影里，工作隊員找到“郭孩子”時，他這樣回答：“那就把韓老六抓起來，崩了他。” 地主郭長興對韓老六的記憶是這樣的：他走道老是戴著帽子，穿長布衫，拄著棍，個子很高挑，走道“板板整整的”。電影《暴風驟雨》里，被稱作“韓老六”的這個地主分子，正是這樣一副形象郭長興家租種著韓老六家的地，據說兩家“的確有階級仇恨”。而在周立波廣為流傳的小說和同名電影里，韓老六被塑造成奸猾、貪婪和兇殘的惡霸。這大大鼓勵了在更廣大地區推動土改運動的進程對這個“滿洲國治安農會會長”、“韓保長”，人們的記憶參差多態。他是外來戶，高鳳桐數了下，他在這里干了六年，“也是群眾選的”高鳳桐記得，韓老六家“窮不嘍嗖的，整兩個錢，也維持不著啥生活”。他的老婆在小學教音樂，放學回家沒啥事，做點衣服給小學生做操衣與電影里住大房子、滿屋寶貝的生活不同，村民呂克勝的記憶是，韓家有那么三件小草房，高矮有棚那么高。唯一值得稱道的，企業宣傳片制作是“有點兒玻璃”“韓老六實際上他媽的也沒有啥，” 一個老人說到這里特意放低了語氣，“和那個書上寫的不一樣。” 關于韓老六的話題，引起了人們對“地主”們的集體回憶。打從記事時起，高鳳桐注意到，那些有名的地主，比如李興廣、賈明其和劉羅鍋子，雖然家里有車有馬，但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攢兩個錢就買點地，攢兩個錢就買點地，都是這樣的地主”農民劉志國也對地主們“一塊豆腐割兩半吃兩頓”的情景印象深刻。那時候，一塊豆腐一分錢。劉志國還記得，一到清早，地主撅著棉褲撅著棉襖腰里扎個繩子，“一彎腰都露肉”被沒收了家產的“原地主”李茂修，也終于敢公開自己的抱怨，盡管聲音還有些低沉：“我苦苦掙來的，省吃儉用，沒有偷沒有搶沒有劫……” 甚至于，連工作隊的年輕人于洋一開始也產生了疑問。剛開始，他想不通：地主們也有勞動啊，干嘛對他們這樣，分他們財產，分他們的土地。后來，經過老同志們的指點，他才受了“教育”農民們也許是太過寬容了。做動員工作的時候，講到地主的罪行，農民們也會附和著說“地主剝削人”。可接下來有的人話鋒一轉：人家到時候鏟地鏟最累的時候，割地割最累的時候，那也真犒勞。這讓積極分子郭長興至今還抱怨：“我們作為工作隊就覺得，這時候你說這個干什么?” “只能說地主啊、IMAX 3D 電影工業的末路拯救者，富農啊，比一般人能寬裕點兒，這是真的。也得去勞動，吃的也都是一般粗糧。”劉德福操著一個老人特有的緩慢語氣，試圖總結這段歷史，“不過你可以想象，兩級分化，必然到任何時候都是存在的，人想要改變它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