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板一眼的節奏你們懂的，我首先要回應“這個時代還有沒有大師？”的挑戰。從接手做節目起，熟悉了以下幾款眼神：一是納悶，影視視頻制作畫外音是為什么要做這些訪問？二是微鄙視，潛臺詞是這年頭，大師不是罵人的詞兒嘛，你大師你全家都大師。三是感興趣和困惑混搭的，然后跟我討論“你們選采訪對象的界定標準是什么。” 都是好問題。倒不如，試著描述下這檔訪談節目的精神氣質，并以此作為改版的開場白吧茨威格曾經曰過，一個真正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時刻，一個人類的群星閃耀時刻出現，必然會有漫長的歲月無謂地流逝而去可不可以這樣理解：天才和時代之間的角力，不是天才煞到了時代，就是時代扼殺了天才。我們有過，伽利略低頭認罪、承認地球不轉的年代；也有過，茨威格服毒自殺、老舍跳進太平湖的年代。如果我們活在“漫長、無謂、流逝”的歲月里，如果時代和境遇調戲了天才，我們從何埋怨“大師在哪里啊，大師在哪里？” 然而一個時代總有一個時代的偶像。“我們每一個人，都在躬逢這個大歷史的關鍵一頁。”（野夫語）甚幸，在動蕩浮沉之際，也有那么一撮“有一種不被任何命運所擊倒的性格，一種能在任何悲劇性環境中活下去的能力，一種可以穿越時間而贏得靈魂凱旋的幸福”（劉再復語）的人古話說，仁者壽。他們活出了尊嚴，值得我們尊重。來，一起聆聽老人。無意記錄一些標簽或者符號，而是一個個生動的、需要用足耐心予以理解的人。董橋聊胡適的時候說過，“這些民國的老人家真的要重新捧出來，因為中國不能這樣斷掉。因為他們是比現代的中國人更有價值的中國人，因為他曾看到另外一面的世界。” 世界太喧鬧了，但愿我們少錯過一些喟嘆。在歷史的悲歡倒影里，明晰對未來的想象。也許，在一次次回憶的邀請里，每位前輩的一家之言，有可商榷之處。但“為歷史留一個存疑的版本”，是我們致意的方向。希望能和你們分享“潔凈、厚重、縝密”（陳鳴語）的訪問"人人都著急造反著急革命著急進步，我也著急怎么能夠從藝術追求上更快一點" 《大師》：我知道您開始是學畫的，最后怎么沒有在繪畫的道路上走下去，反而走到了攝影的道路上來呢？可以給我們講一下這個經歷嗎？王文瀾：從小我就喜歡畫畫，我記得那會兒我是在白塔寺文具店里發現了一個調色盒，水彩的，那會兒是兩塊錢一個，現在看來是很便宜，但那會兒這是一個很大的數，但是那會兒跟家里說，家里說買去吧，就買了一個畫畫也就是從鉛筆、水彩一直畫到木刻、板畫，后來文化革命前是在北京市少年宮學過素描這些，以后我記得是在文化革命當中，上山下鄉在農村還畫過，但是后來那會兒覺得畫畫是慢工出細活，是從一張白紙上往上添，所以覺得想獲得什么成果的話太慢了那會兒也處在一個人人都很著急，著急造反、著急革命、著急進步，當然我這也著急進步，著急怎么能夠從藝術追求上更快一點，所以這時候就回到了我們小時候當時我們有一個舅舅，我母親的弟弟，他是中國攝影家協會第一批會員，1957年，所以他主要是從事水利、電力的拍攝，這樣他走遍祖國的大江南北，我們小時候去他們家的時候看到他在自己家里面布置一個暗房，然后我們看著他從暗房出來，拎出來濕淋淋的照片，貼玻璃板上上光，干了以后就可以接下來了。就是覺得這個很有意思，而且很多照片上面都有我們，我們從一出生也是我這個舅舅拿著照相機把我們從小照到大。很多照片都是他照的，包括很多全家福"放大的相紙就是印制毛主席相裁來的紙邊，一包一斤一塊多錢。" 這時候我們就在文化革命初期，那時候已經上不了學了，造反什么的，后來我們這些屬于造反未遂，想造反也沒造成的，因為后來是自己的家里父母也出事了，就被打成"黑幫". 所以那時候就在家里面無所事事，逍遙了，然后那個院里面的小孩，我們騎著自行車就去北京郊區的長城、十三陵、頤和園去玩，光玩就覺得應該拿一個照相機去拍，當時手里沒有照相機，就跟其他小孩他們的家里，公司宣傳片拍攝有父母從國外帶回來的那些蘇聯相機借來相機去拍，…拿吃飯的碗、筷子去弄，配藥水什么的，然后使用的膠片，那會兒保定代代紅電影膠片，都是大牌的，裁成一米五長，自己纏著這個卷拍攝。印象中放大的相紙就是印制毛主席相裁來的紙邊，很厚的，黑紙一包一斤一塊多錢，就這么開始就玩起來了這個過程就是屬于我們沒事騎著自行車到郊區，風景名勝拍攝一些風光，然后再把自己放到風景里面，屬于留影，到此一游，是自己拍自己。覺得非常有意思。你在照片里面是什么樣，那會兒印刷出來的照片這么大還拿放大鏡看看自己的形象，覺得挺好的，鄉村愛情9在線觀看資源07集在線觀看所以攝影我想可能就是這么出來的，而且攝影還給人一種一下就出成果，很快，不像畫畫，畫畫得畫半天，所以那會兒覺得攝影來得快，所以就慢慢的就這么著在攝影上面入門隨著以后的上山下鄉，然后還去煤礦挖煤，在這個階段是自己買了一個八塊錢的照相機，是華山牌的。八塊錢的照相機你覺得很便宜，照出來的照片都不能看，實際上它的國產鏡頭還是很過關的。雖然它的傳統裝置比較粗糙，但是鏡頭是過關的，這樣我們在農村是在黃河邊上，是在山西這邊，我們就到陜西、華山，拿華山牌相機拍攝華山。也是到此一游這種拍攝，然后又進入部隊進入部隊那會兒是因為個子比較高練練籃球，綜合理科問題探析論文覺得你在插隊當工人能夠借助這個一技之長參軍，后來也真是利用打籃球去當了兵。當兵以后，像我的眼睛近視那會兒還戴著隱形眼鏡，那時候的隱形眼鏡不是像現在的博士倫是軟的。那時候的眼鏡是玻璃片子，硬的，很硬戴在里面，所以不大適合于打籃球，這作為一個借口進去，以后我就想是不是能夠在部隊搞攝影報道。后來還真是在部隊搞了攝影"1976年是用自己手中的照相機，去拍攝了中國歷史進程當中的片斷。" 在部隊搞攝影一直到1976年，周總理去世，悼念周總理后來首先壓制，然后又是清明節、四五運動，然后又是唐山大地震，毛主席去世，粉碎四人幫。所以1976年是用自己手中的照相機，那個時候已經換成海鷗的雙自動反光了。一百多塊錢的了，這樣的相機去拍攝了中國歷史進程當中的片斷，當然這種轉移是自覺不自覺之間就由拍攝自己，那時候特別關心自己到拍攝別人，拍攝他人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大的轉變，這個時候你小時候的所有關于繪畫知識，潛移默化的都用到了攝影畫面里面，所以美術方面這種動手去做的可能就慢慢越來越少，但是看的越來越多。現在我們還特別關心美術界的這種創作方法這些各種各樣的流派他們的影展、他們的論述。我都非常關注，這樣通過繪畫語言，當然加上其他更多的像音樂、舞蹈、電影這些，包括書法，都能給我們瞬間里面帶來很豐富的營養。所以這個就是這么一個起步的過程王文瀾：我們當時是井底之蛙，什么也看不見，我記得我當時學攝影的時候，從哪流散一本《中國攝影》的合訂本，到了我手里，我翻過，還有在部隊站崗的時候，夜里站崗起來我都會帶上一個好像是《簡明攝影知識》小薄本的，就是國內的這些東西。國外的作品那會兒幾乎見不到《大師》：那您剛才說到拍了四五運動，當時拍的是有意的，知道當時可能是一個大事情要去記錄它嗎？王文瀾：當時我覺得還是屬于當局者迷，企業宣傳片制作因為我的父母被打倒了，淺談中國CX1與印度布拉莫斯導彈對比孰優孰劣。我當然從個人的利益上我認為這個事打的不對，應該平反，但是周總理去世四人幫很猖獗，就平不了反了，是從切身利益去特別關注這些事，至于說把它放到一個歷史的斷面有多清醒的認識是沒有的，對四人幫的這種做法很痛恨，認為我應該去表達這樣的東西所以當一月初悼念周總理的時候，到廣場上去拍攝，覺得這個活動受到壓制，然后覺得清明節是一個悼念的時機，我想應該是可能會有一種反的力量出現，這個是有預見的。那個時候我們部隊是在河北，是在保定那邊。所以三月底就說我要到北京去給《解放軍報》送稿子，那時候就穿著軍裝到了北京，然后穿便服到廣場上，果然是比我想的要出乎意料多了，那是人山人海，就是覺得人民的力量真是不可阻擋那時候屬于隨機拍攝，我覺得是自覺不自覺的就過來的，不是像你剛才說的，我看出來了這個事在歷史上是怎么回事，把它很客觀的記錄下來，不是這樣的。